黎笋的长子黎坚成在一次采访中，揭示了他父亲那一代人对于选择对中国开战的真实考量。他毫不隐晦地指出，正是三个特定的条件促进了越南的武力挑战，而若其中有一条缺失，当初的决策或许根本不会出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重条件都逐渐显露出其实是虚幻的。

首先，黎笋上台后的扩张政策就是一个明显的误判。在胡志明去世后，越南的权力逐渐集中在黎笋手中。到1970年代中期，他几乎完全控制了党政军的权力，河内的对外政策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最初的“同志加兄弟”转变为“亲苏、强军、扩张邻国”的战略，黎笋并非一个只顾自身的小家子气的政客，他的雄心更在于将越南建设成整个中南半岛的中心。因此，周边的国家在他眼中不过是棋盘上的棋子，老挝被纳入掌控，柬埔寨则成为下一个关键目标，而中国，曾经是其最大支持者，如今被视为重大的障碍。

接着，1978年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给越南带来了同盟的错觉。该条约签订后，苏联大量的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进入越南，甚至金兰湾港也成为苏联海军在东南亚的重要据点。越南军方采取了新的防御部署，向苏联靠拢，越南领导人认为，一旦中国有所行动，苏联必然不会置身事外；因此，他们在边境问题上愈加挑衅，愈加自信。

最后，越战后的胜利使得越南军队对自己的战斗力产生了过度的自信。经过长时间的抗击美国，越南军队的规模和装备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控制老挝、进驻柬埔寨后，越南以试探的态度面对曾经的强敌中国，然而这种自负慢慢演变成了不可避免的灾难。在此期间，越南境内，华侨的处境迅速恶化，军警要求华侨登记身份，造成大批华侨逃离。与中国的边境摩擦频繁增多，成为了两国紧张关系的导火索。

这三大条件的结合让河内感到无所畏惧。1978年末，越南调动约20万军队跨越柬边境，迅速占领金边，表面上是在处理柬埔寨政权，实则是在重新塑造中南半岛的地缘格局。当时的河内已陷入一种赌徒的心态，一方面不断扩张，另一方面又被沉重的成本束缚；越南倚靠苏联的支持，同时又试图掌控整个地区，这种矛盾使得他们更不愿意退缩，因退缩便是对之前努力的全部否定。

然而，战场的现实往往并不如会议上所承诺的一般。1979年2月17日，中国军队自广西和云南方向发起自卫反击，迅速推进后于3月撤回国内。苏联在紧要关头并未派军队，而这把越南一直寄予厚望的“保护伞”在关键时刻并未伸展。更致命的是，越南在柬部署的20万兵力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长期驻军导致财政紧张，国家逐渐陷入消耗漩涡，外交空间萎缩，东盟国家对越南的警惕性也相应增强。

黎坚成并没有掩饰当时的决策过程，而是直言不讳地比较了当时的想法与之后的结果，揭示了错觉如何一步步引导一个国家走向越发狭窄的道路。越南在统一后的发展势头良好，却因为这三重幻觉，浪费了本可以布局良好的发展机会。权力集中的路线调整让河内试图追求区域主导，而最终不仅未能实现目标，反而将国家带入了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