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2日，在北京，叶子龙拜访了刚刚结束长期拘禁的王光美。尽管探望王光美的人并不多，叶子龙却是其中之一。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两位老人在见面时没有过多的寒暄，聊起的话题依然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这句沉重的话不仅因为说话者曾是毛泽东的秘书，还因为叶子龙本人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遭受过审查和监禁。他深知毛泽东的工作方式，也亲眼目睹过刘少奇在关键时刻给予自己的保护。

叶子龙生于湖南浏阳，1935年11月，他被调入毛泽东的身边担任机要股长。自此以后，他负责传递文件、安排会议、处理日常事务，逐渐成为毛泽东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秘书的工作不仅仅是“随从”，在战争年代，电报、会议和人员往来都至关重要，任何失误都可能影响全局。叶子龙长期身处这样的位置，需要领会毛泽东的指示，并在执行中保持制度之严。

在1937年，延安的生活条件相当简陋，文艺演出成为干部们为数不多的娱乐之一。叶子龙曾接触过蓝苹，也就是后来的江青，她向他请求转交戏票，而毛泽东此后观看了这场演出。尽管对此次相识在其婚姻中的影响存在不同说法，但叶子龙无疑是在这段往来之初的参与者之一。

1938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当贺龙返回延安时调侃毛泽东没有请客，毛泽东便让叶子龙准备饭菜。叶子龙根据当时的条件准备了红烧肉、炒辣椒等家常菜，邀请了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贺龙等人。由此可以看出，叶子龙的工作不仅仅是处理文件往来，他还负责领导人的生活安排。对于大事要谨慎，对于小事也不能掉以轻心，经过长期相处，秘书往往比普通工作人员更能理解领导的习惯和性格。

新中国成立后，叶子龙继续在毛泽东身旁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主席秘书及办公室主任。1956年后，他积极推动对重要会议和谈话进行录音，以便为中央工作留下更完整的资料。毛泽东认可这一做法，但强调要遵循规矩。于是，叶子龙对录音范围进行了明确规定。然而，随着制度的久执行，设备的使用出现了扩大化倾向，部分工作人员甚至把录音当做是炫耀个人才能的工具。

在1961年春，毛泽东外出调研期间，一名工作人员在专列上向他人炫耀自己掌握了毛泽东与服务员间的谈话，并展示了暗中安装的录音设备。此事被报告后，毛泽东大为震怒，作为负责机要工作的领导，叶子龙不得不承担主要责任，结果在1961年4月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这一事件改变了他的工作轨迹。1962年4月28日，毛泽东告诉他说：“你跟了我二十多年，很不容易。”并劝他离开身边的工作，去地方任职。尽管叶子龙伴随毛泽东长达二十七年，但他最终服从了安排，调往北京市委。

离开熟悉的工作环境后，叶子龙一度感到不适应，有时会发牢骚。相关回忆显示，彭真在会议上提及此事时，刘少奇对此表示强烈关注。叶子龙随后写了检讨，而事情并没有进一步恶化。这个细节一直留在他的记忆中，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刘少奇的处理方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6年后，叶子龙受到冲击。有人认为，鉴于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且与刘少奇有交集，若由他出面揭发刘少奇，影响会更大。然而，叶子龙并没有随波逐流，反而坚定地说：“打死我也不信刘少奇反对毛主席！”这句话让他遭受了严重的后果。据叶子龙晚年回忆，他因此被关押近八年，后来毛泽东曾表示，叶子龙在身边工作多年，成绩是主流，不应以那样的方式对待他，最终他的处境才得以改善。

因此，1978年在见到王光美时，叶子龙提到刘少奇，并不是出于一时的情绪。他告诉王光美，刘少奇曾在关键时刻保护过他，他对此铭记在心。临别前，他补充道：“毛主席最错误的就是最后这样对待少奇同志。”这句话是否与每个历史细节完全吻合，需结合当事人的回忆、档案以及相关研究来进行探讨。但可以确认的是，叶子龙在晚年不愿意将自己的经历包装成传奇。他拒绝借助回忆毛泽东来提升自我形象，也反对用夸张甚至贬低他人的方式来获得名声。

叶子龙于2003年3月11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他留下的，不止是二十七年的秘书生涯，还有在那个特殊年代中一个工作人员对于制度、责任和往日交往的复杂记忆。